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几十年，致使国际产业分工形成链中有我、我中有链、“筋骨”相连的态势。高效整合的国际供应链，有效推动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与技术外溢：产业内分工越来越细，技术配套越来越复杂，从而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效率基础及利益所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高筑关税壁垒，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供应链。

　　链中有我，我中有链

　　现代全球零部件供应链，稳定安全运转几十年，呈现环环相扣、上下衔接的特点。跨国公司正是借助这条供应链，建立起彼此依存、兴衰相伴的承包与再承包关系，形成国际价值链的上下游或高中低关系。此乃承载现代国民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的基础。
　

供应链即是契约链、信任链及质量链、价格链。此外，致使“全球通”产业链成为现实网络的条件还包括：不断降低的国际航运与陆上运输成本、日新月异的信息和电信技术，以及质优达标的原材料与熟练劳动力。行销于国际市场的产品，均非百分之百的土生土长，而系“嫁接品”或“跨国造”。跨国公司的广域直接投资，强化了这种供应链的运作。
　　

除上述微观、中观层面的因素之外，宏观层面的条件和环境更是不可或缺。一是各国需携手建立及巩固基于公平、公认准则的国际市场，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与多边主义机制。二是缔结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以优惠开放的贸易“小气候”来保障跨国供应链的畅通。
　　

几十年来，各国企业均致力于通过供应链寻求生产的效率、品质、信誉和速度，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实现经营国际化战略。有专家说，国际供应链上的国家，均在“为他人做嫁妆”，即生产“中间”与“资本”产品。据统计，中国货物出口的约40%，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供应链上荣枯与共的关系凸显中美贸易失衡需全方位计算——贸易顺差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

　　断链之下，焉有完卵

　　如上可见，美国作为商品“吸收器”，最终受贸易摩擦影响的是美国企业。
　　

特朗普政府策动的贸易摩擦强化或加快了超级自由贸易板块的形成，势将深刻影响全球经贸格局，从而推促三条新贸易主渠道的开通：一是欧盟对亚洲的出口规模成倍增长，亚洲市场超越美国，上升为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二是与此互为表里，欧盟对于亚洲的重要性，很快就将超越战后迄今美国所发挥的商品“吸收器”作用；三是亚洲内部的贸易循环，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的日臻成熟而活力满满。
　　

上述三条以亚洲为枢纽的贸易主动脉将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新动力，并对美国之外的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产生涟漪效应，从而形成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这一大趋势，最终导致欧亚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欧亚之间的供应链、价值链更加紧密、细致。如果做个大胆预测的话，或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供应链网络。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